联合国将于19日在纽约发行中国农历龙年邮票版张

因为就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来说，时间乃是一个惟一的图型。

马林诺夫斯基有个名言，他对社会制度做了一个精确的表述："社会制度为文化的真正要素"。比如说法律规范可以看得见，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还有法律组织机构，比如说法院、政府、人大、检察院，所有的法律组织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还有监狱，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如果继续这个习俗，那么很多相爱的人可能不能结婚，终身不能厮守。"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这是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二）法治文化视野中的文化观：制度和观念 面对以上三种文化观，研究法治文化，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呢？显然很清楚了。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研究兴起的时候，一些学者有过忧虑：法律文化、法治文化这些问题的研究会不会像某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短命的，寿命不长，像一阵风一样一刮就过了。法律上有意义的言论或者说表达应当经过程序化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立法机制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每一个决策在做出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确实非常多。当作为载体的权利被优先时，真实权利包含的真实义务仍可能为虚假的。

即使授予一项真正的现实权利，人们也会经常讨论该权利所真正隐含的是什么义务。当下正在进行的更具争议性的讨论是关于堕胎是否是妊娠妇女的法律权利，以便她们可以剥夺未出生孩子的非常生命，这也意味着，没有妊娠妇女的同意，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妊娠妇女参加保障胎儿生命和健康的医疗保障体系。例如，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马里兰州有一般征税权利，但无向美国银行征税的特别权利，理由是国会赋予各州的一般征税权利仅限于成立和持续经营银行，其他特别征税权正是国会要排除的。一些道德哲学家和法学家却认为，怀有缺陷胎儿的母亲有道德甚至法律上的义务去堕胎，因为她的孩子有不带有严重缺陷出生的权利。

这也是罗纳德·德沃金解决此类问题时常采用的方法。解释不需要完整而精确，但是必须包括针对争议义务、权利的每一个要素并具体到能揭示义务内容的程度。

因此，任何权利的实际引入都是多方面的、广泛的，一般包含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权利状态。再者，即使承认在充分医疗保障范畴存在人权或民权，但是又有哪些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呢？这个基本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医生有道德义务治疗需要医疗服务的穷人，或者说私立医院有道德义务救治那些在医院急救室中支付不起住院费的病危穷人？充分医疗保障成为一项真正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政府应当为它们不同的医疗保障体系增加大量的公共资金，或者，更有争议的看法是，在越富裕的社会，政府或个人的道德义务是为富裕的阶层提供尽可能少的资源以便为更贫穷的市民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吗？这些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们是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人道德标准问题以及许多个人所依靠的健康问题。很明显，赋予一些特别的现实权利并不能使人们完全明白哪些隐含的义务和责任是真实、哪些是虚假的。1.人们会认为，有些权利不可能存在，因为权利宣示人缺少（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格。

威尔曼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暂且承认在医疗保障方面，不存在任何普遍的人权，但是至少在富裕的社会中，充分的医疗保障存在着以市民基本道德权利为内涵的民权。法律体系一般不赞同特别权利冲突。威尔曼评论道：这再一次证明，在交织着重要社会性和政治性问题的激烈道德辩论中，一些人强烈地支持某些道德观点，而另一方则坚决地否认摘要：权利理论是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自由主义者尤其反对把享受充分的医疗服务视为人权，在他们看来，权利自然属性的对立面是付出和义务。很明显，赋予一些特别的现实权利并不能使人们完全明白哪些隐含的义务和责任是真实、哪些是虚假的。

对于那些一直追求用简单、确定的方法解决法律和道德争议的人来说，这是个坏消息。他们认为如果病人自由而理智地选择终止生命，医生有义务帮助病人自杀。

一、"真正的权利"与"宣称的应当的权利"之分--美国关于堕胎自由、动物权利、医疗保障等问题的争论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一开篇就抛出了几个在美国争论激烈的实践问题(案例。他们补充说，在生物制药用动物做试验是基于他们科学研究自由权，这个权利是一个基础性权利，就像老师享有学术自由权、市民拥有言论自由权一样。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华盛顿大学在录取黑人考生方面负有道德和法律上的照顾义务，因为他们过去遭受了美国白人不公正的待遇，有权接受相应的弥补性措施。他们认为，即使在生物学上，胎儿被认为是活生生的人，但在法律和道德相关领域却不被认可是自然人，因而也没有能力拥有任何权利，特别是生命权。不同的权利理论会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但对于那些因宣称的权利四处滋生而烦恼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抽象权利是一种笼统的政治目标宣示，它不考虑总体目标的权衡，也不考虑特定环境下与其他政治目标的妥协。任何完善的理论都能够处理好抽象权利和具体权利之间的差别，抽象原则与具体原则也是如此。

更温和的人们认为病人享有的生命权意味着在道德上不能杀死病人，哪怕是为了终止病人的痛苦，但是没有道德上的义务延迟病人自然死亡。讨论到堕胎时，她说，关于胚胎拥有不受因堕胎而死亡的道德权利主张是虚假的，因为其"生存权"以诉求为基础，不是绝对的生存权，而是有限的免遭非法杀死的权利。

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则声称，华盛顿大学有不给黑人考生优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因为这侵犯了白人考生获得平等对待、接受公正选拔的权利。1.人们会认为，有些权利不可能存在，因为权利宣示人缺少（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格。

类似的推理在权利的道德推理中虽不常见但可能。他说，尽管大部分的医生、病人和道德哲学家承认正常的成年人拥有基本的生命道德权，但这也解决不了关于安乐死是否道德的争论。威尔曼说，这些争议都涉及到宣称的权利。即使能够做到，也不足以证明宣称的义务是虚假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义务都基于权利而存在。

人们怀疑许多宣称的权利是虚假的，至少那些自己十分确信却又几乎不认真寻求解释依据的人，以及更常见的认为自己拥有权利而实际上不具拥有资格的人（如胎儿和动物的占有者）所宣称的权利就是如此。四、真实的义务 威尔曼还讨论了"真实的义务"问题。

马什诉阿拉巴马州案是使用了这种法律推理的典型例子，法庭借此平衡宪法财产权与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经过数年和两个标志性的案例，即马赫诉罗伊案和哈里斯诉麦克雷案，才确立了这个法律权利并不意味着国家福利机构负有为选择堕胎的妊娠妇女提供堕胎资金的义务，即使由于医学上的原因而选择堕胎，但是家庭十分贫穷以至于没有公共福利帮助就不能实现这一权利时，国家福利机构也不负有该义务。

当下正在进行的更具争议性的讨论是关于堕胎是否是妊娠妇女的法律权利，以便她们可以剥夺未出生孩子的非常生命，这也意味着，没有妊娠妇女的同意，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妊娠妇女参加保障胎儿生命和健康的医疗保障体系。威尔曼指出，在这里，我们发现道德的争论经常伴随着政治行为，有时会导致民众观念的混论，甚至会诉诸于暴力，任何一方都会支持敌对方反对的道德权利。

在罗伊诉韦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门辩护说，胚胎不具宪法权利，因其不是宪法中的"人"，只有"人"才是美国法下的权利人。考虑到法律和道德权利的多重性，证明反方的义务不含真实的权利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此，每项权利可以被设定三种不同的角色：角色一拥有权利，角色二是权利的相对人，角色三介于前两者之间。因此，当玛丽·巴利的继承人依自己居住地伊利诺伊州法律主张被继承人位于爱荷华州的不动产时，爱荷华州多摩县法院适用了爱荷华州法律而非伊利诺伊州法律。

这也是罗纳德·德沃金解决此类问题时常采用的方法。进入 刘作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真正的权利 宣称的权利 真实的义务 威尔曼 。

自由主义者说国家有不把从纳税人征收的部分税再分配给穷人的道德义务，因为这侵犯了纳税人的财产权。例如，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马里兰州有一般征税权利，但无向美国银行征税的特别权利，理由是国会赋予各州的一般征税权利仅限于成立和持续经营银行，其他特别征税权正是国会要排除的。

所幸，我们能够在不否定权利之下所有道德义务的前提下识别出许多权利的虚假性。再者，即使承认在充分医疗保障范畴存在人权或民权，但是又有哪些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呢？这个基本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医生有道德义务治疗需要医疗服务的穷人，或者说私立医院有道德义务救治那些在医院急救室中支付不起住院费的病危穷人？充分医疗保障成为一项真正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政府应当为它们不同的医疗保障体系增加大量的公共资金，或者，更有争议的看法是，在越富裕的社会，政府或个人的道德义务是为富裕的阶层提供尽可能少的资源以便为更贫穷的市民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吗？这些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们是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人道德标准问题以及许多个人所依靠的健康问题。